星空体育平台从广东到西安：我奔波的打工生活和住过的出租屋最近看到新闻上南方城市为了抢夺务工人员，不但薪资待遇相当优厚，住宿条件上大大提高，很多工厂给农民工还提供有空调和独立卫生间的夫妻房。这在十几年前根本不敢想象。

　　1997年，我在广东东莞厚街镇一家港资玩具厂打工，住的是集体宿舍。上世纪90年代的东莞，工厂一家挨着一家，外地农民工俨然成了这座城市的主力军，但身份卑微，在工厂流水线上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收入只是每月四五百块钱而已。那时候，打工者对劳动法知之甚少，加上缺少监管，外地农民工一旦进了工厂，就失去了自由，除了春节放假和每周一次外出买生活用品外，平常不能随便出入工厂大门，超负荷的工作时长，也没有时间出去。

　　我所在的玩具厂厂区有几十亩大，外来打工者超过两千人，两栋七层的宿舍楼分别住男女员工。每间宿舍20平米，支着8个架子床，满员住16人。广东的天气很热，每层宿舍楼都有洗澡间，广东话叫“冲凉”，洗澡水只有凉水，夏天冲凉感觉一下子凉快了，冬天就是透心凉。宿舍按照所在的车间分配，天南地北的人都有，每天晚上11点下班后，大家冲完凉，11点半熄灯，最多谝上半个小时，劳累了一天支撑不住就进入梦乡了。窗外一轮明月洒下点点亮光，我在梦中回到了家乡，正准备吃母亲擀好的油泼面，突然被此起彼伏的各种打鼾声、磨牙声惊醒了，宿舍里充斥着汗臭味，索性用卫生纸堵住耳朵才慢慢睡去。

　　每天早上6点半，刺耳的起床铃声在宿舍楼回荡，七点正式上班，洗漱吃饭稍慢一点就迟到了，迟到是要被罚款的。一日三餐，汤粉、米饭，水煮的菜里难见油花，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没有馒头和面条，不得已只能趁每周出厂买生活用品时在街上过一顿面条瘾。

　　1998年的春节，我是在东莞玩具厂宿舍里度过的。周边省份湖南、广西星空体育官网、江西的打工者都回家了，宿舍里剩下我们三个陕西老乡。大家买了些熟食和几瓶啤酒，吃着喝着，各自谝着自己老家的美食，谝着谝着居然有人哭了。过完春节，我们三个辞职回家了，压的一个月工资也没要下。

　　2003年，正月十六，我辞别了父母、妻子和还未过百天的女儿，背着编织袋装的几件衣服，从西安出发坐硬座车去北京打工。下了火车，先是借住在高中同学杨平租住的房子里，匆匆忙忙开始找工作。大概是出门没看黄历，一到北京，“非典”爆发，招聘会停办了，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住在同学那又多有不便，一周后，我便在北京马连道街道租了一间地下室。

　　地下室其实是小区的人防工程，物业为了增加收入将其转租给他人。承租人用简易的装饰板将地下室空间隔成一间间大小不同的房子，带窗户与不带窗户的价格相差一倍。我也看了城中村的民房，虽然光线元以上。出门时带了一千元，除去买车票吃饭，剩下几百元还要节省着花。于是，我租了一间5平米不带窗户的地下室房子，一个月100元，水费10元，电费一度一块。租好房子，我到附近的早市买了单人电褥子、一床被子、电热锅、食用油、调料、青菜、两根葱和一斤鲜面条。回到地下室，铺好床，做了一大碗油泼面。由于多数房子没有窗户，一到饭点，整个地下室弥漫着各种炒菜的味道。

　　包租婆是一个满头银发的唐山老太太，不到70岁，一米八高，她的房间在地下室入口处，虽然她戴着眼镜，目光却格外犀利，走起路来身板笔挺，据租客说她是个退伍军人。有一次，两个年轻租客因琐事在地下室打架，包租婆闻声去劝，双方各不相让，脏话连篇，包租婆伸出双手给了一人一记耳光，这俩人竟然想反抗，没成想包租婆一记扫堂腿，二人齐齐摔倒，然后，她对其吼到：“老娘特警退伍，还收拾不了你俩这小蟊贼？今天马上给老娘搬走”！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在她的地盘了。

　　住的地方找到了，可工作还没有着落。第二天一大早，我先去旧货市场花50元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再在报刊亭买了一份《北京晚报》浏览上面的招聘信息。在报纸信息栏我看到北京月坛邮政局批发各种报刊，北京西客站人流量巨大，何不试着卖报纸。说干就干，靠着以前在北京干过送水工，熟悉地形，不到十几分钟，我就骑车到了月坛邮政局。在报刊批发窗口，我看了报纸的批发价，《北京晚报》一份批发0.42元，卖0.5元；《北京晨报》一份批发0.25元，卖0.5元；《新京报》批发0.8元，卖1元。我捡便宜的《北京晨报》批了一百份，25元，骑车向着西客站奔去。

　　西客站人来人往，大家都戴着口罩，我没敢去西客站广场里边，在广场对面的过街天桥下停好自行车，开始叫卖：“《北京晨报》5毛一份……”两个小时卖了一百份报纸。折腾了一早上，一看表，快11点了，肚子咕咕叫，随即骑车回去买菜做饭。第二天，我批发了150份《北京晨报》，不到11点卖完了。于是，胆子渐渐大了，每天批200份，但有时候过了12点还没卖完，又辗转几个公交站，到下午一两点才卖完。

　　回到地下室，有时候剩下一半份报纸，我随手给了包租婆，包租婆对我态度温和，常常让我喝她的好茶，谝她在部队当特警时的故事。她给我说，地下室还有两个卖报纸的河北小伙，一天卖过500份报纸呢。晚上吃完饭，我找到那两个河北小伙，给每人发了一根廉价烟，问他们都在哪卖报纸？他们说，西客站广场里边几千人，卖几百份报纸松松的。从那后，我每天批300份报纸，先在最开始的固定地点卖，卖不动了就锁好自行车，抱着报纸进广场里边卖。还别说，真好卖。

　　大概卖了有2个月时间，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进西客站广场向候车的外地旅客推销报纸时，有人突然在背后抓住了我的脖子，我回头一看，是穿着的保安。两个人把我推到一个小房子里，收走了手上的报纸，让我把钱交出来，今天刚刚卖了50块钱，装在外边的口袋里，还好钱装在贴身的内衣里。保安队长恶狠狠地对我说，下次再看到我来卖报纸，就抓去昌平去！这一天，白干了。

　　回到地下室，我去问河北的两个小伙，他们遇到过这样的事没？他们说，遇到过，但保安队长是他们老乡，他们每人每个月给保安队长200元，算是保护费，啥事没有。我不想交保护费，自然在广场里卖不成报纸，过街天桥下一天只能卖100份，刚刚够房租和饭钱。还得另谋出路。

　　我一边在过街天桥下卖报纸，一边留意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到了5月份，令人恐惧的“非典”渐渐消失了，新闻上说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先后因“非典”下课。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家世界建材超市北京西四环店”招聘理货员，要求高中毕业。于是骑车去报名，简单面试后，对方通知一周后参加书面考试，通过后进行岗前培训。就这样，我总算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上班的地方离马连道太远，我只好在单位附近又找了一间地下室。新租的地下室在高层住宅地下一层，没有窗户，但门口的走廊正好对着窗户，房租还是每月150，电费每度1元，水费10元，洗澡每次5元。我骑自行车两趟把行李搬到了新租的地下室。

　　建材超市是个新颖的商业模式，里边就像生活超市一样干净整洁，需要装修的顾客在超市选购装修材料。上班上两天，休息两天，工作没有以前那么累，但一千多元的工资交过房租，吃过饭，仅能剩几百元了。出门快半年了，家里媳妇一个人带娃，还没有给她娘俩寄过生活费。地下室的房子不隔音，隔壁住着一对东北小情侣，男孩干厨师，女孩干服务员，晚上嗷嗷乱叫，吵得人不安宁。

　　在建材超市上班的第二个月，我看到有一份叫《手递手》的报纸上可以免费刊登兼职信息，遂写了求职兼职小时工的信息。2001年干送水工时400元买的摩托罗拉手机，装了不要月租的如意通联通号，当时是双向收费，平常只看来电号码，找固定电话回复。我留了电话号码，利用休息的时候骑车去干小时工。帮人家搬东西、打扫房间，偶尔一天也能赚几十块钱。每月可以给家里汇500元，终于在电话那头可以听到媳妇和蔼的声音了。

　　2004年春节，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地下室空空荡荡的房子里想家。那年3月，媳妇把女儿托付给岳父岳母，也来北京打工。开始我干了一段小时工，后来中央电视台附近一个做配音剪辑的工作室需要个做饭的，每月500元，她就去干了。

　　2005年春节，我们坐上无座的火车回家探亲。经过一夜车马劳顿，下车后远远看见岳父领着2岁的女儿在村口等候，媳妇把行李丢给我，奔向女儿，顾不上泪水伴着满脸的风尘，抱起女儿就亲，一个劲问：“想妈妈不想？”孩子显然被这样的场景惊呆了，稍稍迟钝后才点头说：“想！”在家仅仅待了一星期，趁着女儿熟睡我们又要上路了，临走时，我在女儿小脸上轻轻亲了一口，媳妇的眼泪扑簌簌落下了打湿了女儿的小花被。

　　2005年10月，我们耐不住思念女儿的痛苦，让岳父母把孩子送到了北京。媳妇辞去了做饭的工作，当起了全职妈妈，想弥补两年来对女儿的亏欠。女儿时常半夜起来哭闹惊动了左右邻居，东北小情侣给房东打了小报告，以致势利的房东让我们限期搬走。没有办法，媳妇不得不在年底带着女儿回家了。我至今记得去火车站送她们娘俩，隔着车玻璃，女儿稀奇地看着车里车外的景致，高兴地冲我招手再见，我和媳妇四目相对，泪如雨下……

　　2005年年底，我辞去了建材超市的工作，给家人买了衣服和北京的特产，打包托运了行李，坐火车回到家里。北京地下室的那三年，我体会到底层生活的人间冷暖。也许念家是陕西人的最大的弱点，没能在北京闯出一番天地，想来多有愧疚。

　　贺家村位于三桥新街东南三公里处，北靠西户铁路，南边是西郊热电厂，东边是简家村，西边挨着公式河。村口的一个石碑上刻着：贺家村，明嘉靖年间形成村落，因贺姓村民早居而得名。清嘉庆称贺家寨，清末改为贺家村。本村与石、贺、简、张、万五村原为一村，简家村东头有关帝庙，故称关庙，南关庙、贺家村又称关庙大堡子。

　　贺家村与西安许多城中村一样，耕种的土地早已被大大小小的工厂占用，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盖着简易的楼房，高二层、三层甚至六层，都被隔成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或者几十平方米的套间用于出租给外来打工者。每个房间装修简单，提供简易的床与桌椅，因为房租便宜，租住在此的外来人口多达一两万人，大多数是外省和本省的农民工。贺家村村民的房子由南到北有两公里范围，每个巷子里住着二三十家住户。每天早上天不亮，巷子里脚步声叫卖声此起彼伏，卖豆腐、卖甑糕、卖菜的赶早骑着三轮车，带着扩音器，走街串巷，好不热闹。天大亮后，上早班的、下夜班的、送娃上学的、买菜的、收破烂的、租房的各色人等穿梭于每条巷子，最热闹的莫过于东边的简家村街道，门面房足有一公里长，服装店、箱包店、网吧、超市、手机店、理发店、菜摊、水果店、招待所、澡堂、诊所、饭馆等店面一应俱全，街上车水马龙，满眼尽是人间烟火。

　　我租住在贺家村中间一户村民家中，二层顶楼的一个十二平方米小间，电费很贵，一元一度，外来打工者多数用不起空调，

　　夏天是最难熬的。西安是有名的“火炉”城市，没有空调的夏天酷热难耐，晚上睡觉风扇开到最大吹过来的居然是热风，我索性从床上挪到地板上，第二天醒来还是满头大汗，有时候不得不拉着凉席睡到楼顶。原以为选了个好地方，谁知大家早早占了楼顶的有利位置，我不得不回到房子里继续受热。

　　我的隔壁，住着四川来的三口之家，男孩十三四岁，上初中；男主人四十多岁，身材魁梧，搞装修，人很勤快；女的中等个头，身体略胖，四十岁左右。我的房东是年过古稀的老两口。老太太慈眉善目，每天要放佛教音乐念一回经；老头，骨瘦如柴，目光矍铄，年龄稍大点，山羊胡和头发都白了，人很古板，脾气有点暴，但非常勤快，打扫庭院、厕所都是老头在干。有时候，谁上完厕所没冲或者把厕所堵了，老头就在院子大骂开来；没人承认，最后还是老头把厕所收拾干净。后来，老头想了办法，在厕所门上贴张纸，上面写着：上完厕所不冲的都是猪。说来也怪，从此厕所再也没有堵过。楼上租住的那个四川女人，时不时穿着超短裙进进出出，老头有点看不过去了。四川女人出门买菜，老头给老太太说：“穿的裙子把尻蛋子都露出来了，不像话！”老太太说：“你管人家干啥？人家又不少咱房租。”老头知趣，不言语了。

　　记得那年夏天，有一天天气预报上了40摄氏度，简直热爆了，气象台启动高温红色预警，单位担心员工中暑晕倒，放假一天。一天时间也回不了老家，我去图书馆蹭了一天空调。晚上吃完饭，把风扇开到最大看电视，一直看到零点才迷迷瞪瞪睡倒在地板上，还要不断擦着头上的汗。我似睡非睡，一直挨到天麻麻亮，一看表4点40了，房子里还是那么闷热，外边这会应该凉快了吧？我忽然想到，楼顶应该更凉快，何不拉个凉席到楼顶去睡呢？

　　说去就去。我夹了凉席、枕头，开门向楼顶走去。室外的确凉快，房东老头已经起来打扫通向楼顶的楼梯了。我说太热了，想到楼顶睡一会。老头拉开了楼顶上的小门，他先到楼顶门口低头扫地，我也到了楼顶。

　　正当我转过头，想找块地方铺凉席的时候，一抬眼看到不远处躺着四川那两口子：男的赤身穿着裤头，女的穿着睡裙。我和房东老头的动静惊醒了女的，她猛地坐起来，看到我和房东老头，羞红了脸，赶紧下意识用手拽了拽睡裙，接着一脚踹向男的。男的迷迷糊糊说：“你蹬我啥子意思吆？”男的还没回过神，突然起风了，一条粉红色的内衣被风吹到了空中，一下子吹到对面的小区里去了。女的对男的大吼：“都怪你个死鬼！我昨天才买的，还不快捡去！”男的这才清醒了，急忙起身。房东老头手里还拿着扫把，把脸一沉，山羊胡子上下抖动着说：“唉，不知害臊，有伤风化！”我站在老头旁边，想笑不敢大声笑，夹着凉席下楼回房子了。

　　冬天，怕费电不敢长时间开小太阳，只好不服蜷缩在被窝里，电热毯开一夜，身子是热的，脑袋冰凉。那时候，单位中午管一顿饭，早饭在街上随便买个鸡蛋饼，晚饭买点菜、面条自己用电磁炉简单做一顿。到了周末，我下午五点下班后，急急忙忙去赶1路公交车到城北客运站坐最后一趟大巴回老家铜川。

　　彼时的贺家村用的水是机井水，因为租住的外来人口众多，用水量巨大，水压总是不够。许多人家水管上接着增压泵，才能保证正常用水。每隔两个巷子有一个开水炉，三毛钱一小壶，五毛钱一大壶暖水瓶水，大大方便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用热水。开水炉有两米高，不锈钢材质，多是六十岁的外地老者经营，用废旧的木材烧水，除去成本每月能赚一千多元。我在贺家村租住的时候，多数时候买开水用。贺家村里还有四五家温泉浴池，洗澡水是专门的拉水车从附近的一处温泉拉来的，水温十度，老板说温泉水要比自己用锅炉烧水节省得多，浴池面向普通打工者，五元即可洗一次澡，里边还有桑拿房，很合算。

　　我在贺家村租住了整整6年，后来因为母亲生病，我又回到了故乡。原来的单位几年前搬到临潼去了，微信中遇到曾经的同事，他说贺家村拆迁了，他也在西安买房了。

　　我想，集体宿舍、城中村、地下室是亿万农民工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的小小的缩影，它记录着租住户创业的艰难，也承载着不同人的不同活法；它孕育着不同人的不同梦想，也混杂着时代的芜杂气息。其中，城中村和地下室渐渐消失了，但却永远是那么原生态，那么复杂而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