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官网《儿童世界》《小说月报》《公理日报》这些著名刊物都与他和静安有关郑振铎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出版家、收藏家、社会活动家。他早年供职上海商务印书馆（遗址位于今静安区宝山路499弄）期间，编刊办报颇有建树，在我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中，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1921年春，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上海铁路南站当见习站长，但他因酷爱文学，不久便经好友沈雁冰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小学教科书编辑。他工作一段时间后，了解了儿童读物的现状，深深为之忧虑。我国古代没有儿童期刊，直到近代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儿童教育画》《少年杂志》《学生杂志》，它们虽有助于缓解儿童读物缺乏，却充斥着帝王将相的形象，有人称之为“‘缩小’了的刊物”。因而，他就建议出版一本新颖的儿童文艺期刊，馆方很快表示赞同。于是，他考虑将这本期刊定名为《儿童世界》，每周出版一期。

　　同年7月，郑振铎在自己兼编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开辟“儿童文学”专栏，为筹备《儿童世界》打基础。到9月，他正式着手准备出刊，并起草《（儿童世界）宣言》，登载于报刊。这个“宣言”实际就是《儿童世界》发刊词，其中一针见血指出：“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儿童自动的读物，实在极少。我们出版这个《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

　　1922年1月，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在沪问世，该刊系32开本，逢周末出版，主要面向10岁左右的孩子。他为了尽快扩大社会影响，果断地把创刊号作为非卖品，随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等向订户赠阅。此后，他几乎把全身心都交给孩子们，一切皆设身处地为孩子们着想，以至于自己也得了个“大孩子”雅号。叶圣陶在《天鹅（序二）》中这样描述：“朋友们举行什么集会，议论既毕，饮食也足够了，往往轮流讲个笑话以助兴趣。轮到振铎，他总说，‘我讲一个童话’，于是朋友们哗然笑起来。”由于他和同仁的努力，《儿童世界》具有文学性强、儿童味足的鲜明特点，该刊不仅很快受到内地广大小读者欢迎，还风靡港澳地区，并远销日本、新加坡。

　　通过郑振铎的精心策划，《儿童世界》图文并茂，编排别致，十分注重适合儿童心理和阅读情趣。每期都有美观的彩色封面，选用的均为孩子们熟悉和喜欢的内容，如《小红帽儿的故事》《排排坐吃果果》《小姑娘浇花（小园丁）》等，令小读者一看便着迷。该刊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童话是最主要的文体，并发表儿童诗、儿童剧本、儿童小说、寓言，也有漫画、儿童歌曲，还提供音乐、美术、科学等知识。郑振铎既是编者又是作者，他译述（即融翻译、创作于一炉）了许多童话，如《花架之下》《竹公主》《安乐王子》《猎犬》《聪明的审判官》等；同时，他独创了不少童话，如《小人国》《七星》等。其中的《花架之下》尤为精彩，写的是小学生林国滨放学之后，在家里的花架下给弟弟、妹妹讲故事，很自然地引出了《虎与熊狐》《乌鸦与蛇》《聪明人和他的两个学生》《孔雀与狐狸》4个故事，一直讲到夜幕降临，妈妈过来催着吃晚饭才停。别的作者、译者尚有许地山、叶圣陶、俞平伯、严既澄、王统照、赵景深、谢六逸、周建人、顾颉刚、胡愈之等，他们多为新文化运动积极参加者。叶圣陶后曾回忆：“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一本。”鲁迅对《稻草人》评价极高，认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

　　郑振铎也很重视儿童的习作，所以，《儿童世界》创刊号的《投稿规矩》申明：“儿童创作（诗歌、童话、童谣、自由画等）尤极欢迎，唯须是儿童自己的作品，没有经过润饰的。”随即，该刊推出“儿童创作”专栏，并在一年中两次发起“儿童创作的募集”，此可算我国最早的少儿征文活动，激发了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同时，该刊专门在封二登载小读者寄来的本人照片，印上其姓名，以吸引孩子们；另外，还组织小读者做各种手工游戏，如折纸船、用高粱秆编小动物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编者贴近儿童生活、竭诚为儿童服务、“以儿童为本位”的意识。

　　另外，郑振铎还把适合儿童阅读的故事同“以画讲故事”的连环画手法相结合，在《儿童世界》推出一系列长篇连载图画故事。他本人也写了一批图画故事，如《河马幼稚园》《象与猴子》《爱美之笛》等，都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特别是其中的《河马幼稚园》，通过河马夫人开办幼稚园的经历，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小象、小虎、小羊、小兔等动物的各种生活趣事，非常符合幼儿的心理特征和欣赏情趣。这种别开生面的图画故事，可算我国图画书之发端。

　　1923年1月，郑振铎被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调去负责《小说月报》，《儿童世界》由徐应昶等继任主编。可以说，郑振铎创办的《儿童世界》作为五四运动后诞生的第一本儿童文艺周刊，曾一扫当时少儿期刊化的弊病，为我国现代儿童读物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曾在北京参与发起创建我国现代著名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而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支撑该会的最重要的出版发行机构。这里的老刊物《小说月报》，原由沈雁冰主编，并成为文学研究会代用机关刊物。郑振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后，在完成《儿童世界》编辑工作之余，一直为《小说月报》出谋划策和代约稿件。

　　1923年1月，郑振铎接手《小说月报》伊始，就积极进行改版，以进一步扩大这份刊物的影响。他所编的第一期杂志，用一个年轻农夫迎着朝阳辛勤耕耘的图案为封面，既充满活力和希望，也暗喻该刊定会“获得丰收”；为促进关于我国古典文学遗产整理的理论探索，专门开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动”栏目。

　　在郑振铎主持下星空体育平台，《小说月报》这份具有权威性的大型文学刊物，热心于在“译述西洋各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之方法”；作者队伍基本包括所有现代新文学作家，他们推出的大量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郑振铎本人也在《小说月报》发表或连载过许多作品，其中，《文学的统一观》可算我国第一篇系统阐述广义的比较文学的专论，《文学大纲》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共80余万字），可算我国世界文学史课题方面的开山之作。

　　还值一提，郑振铎负责《小说月报》时，编辑部的人员虽少得不能再少（起初只有他一人，过了年余才调来更年轻的徐调孚做助手），但他对所有稿件的处理都极为认真，并注意发掘新人，如巴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就是由郑振铎在1929年第一至四期《小说月报》发表的；他在编者的话《最后一页》中说：“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是谁，这连我们也不能知道……然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

　　1925年5月30日，申城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翌日，各报慑于上海租界当局，未作详细报道，仅发短消息。郑振铎感到难以理解，内心极为忧愤。6月1日，他经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同仁叶圣陶、胡愈之、王伯祥等磋商后，迅速邀集少年中国学会、学术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上海分社、上海世界语学会、上海通信图书馆等十余个团体的代表，成立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他起草的《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日报》《商报》等均未登载。他激愤于各报之懦弱，“对于如此惨酷的足以使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该说的话”，为了“不平而残忍的事”和“公正的”不再被报界隐瞒，决定发动大家筹集资金，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公理日报》。沈雁冰曾回忆：“《公理日报》之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权者暗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此是动用公司的的。此外，张菊生、高梦旦、王云五每人亦各捐一百元。”

　　郑振铎把《公理日报》编辑部和发行所设于自己的住处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附近宝兴里9号（遗址位于今静安区宝山路581号），还动员全家人参与。郑振铎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在此通宵达旦地苦干，他的母亲忙于为大家烧茶煮饭、妻子高君箴做着分发报纸的准备。6月3日天亮前，他们刚从印刷所运回带着油墨香的《公理日报》创刊号，弄堂里已挤满闻讯赶来的报贩。

　　《公理日报》报头由叶圣陶题写，每期8开4版，社址设于上海天通庵路三丰里24号（遗址位于今静安区天通庵路、东宝兴路口西北拐角附近）。其宗旨是：“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该报版面活泼，文字精悍，主要内容是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报道海内外支持五卅运动的情况，抨击相关方面的暧昧态度，号召人们英货；除了登载新闻、通讯、评论和读者来函外，在各栏目中以“社会裁判所”编得最为出色，它让全体同胞当“裁判官”“惩戒与人异趋的奸细”。

　　《公理日报》创刊号的《宣言》中，提出收回英租界、英政府向中国道歉、立即释放被捕群众、惩办肇事捕头及巡捕、优恤死者、赔偿伤者损失等强烈要求，并呼吁“使英人对吾人要求全数照办而后止”。随后，还曾发表《国际者救济会宣言》，其中有萧伯纳等国际名人斥责五卅惨案的言论。叶圣陶用“秉丞”的笔名相继发表《华队公会的供状》《不要遗漏了“收回租界”》《无耻的总商会》等九篇文章，鞭挞见利忘义的无耻行径，号召坚持开展反帝斗争。由于《公理日报》敢讲真话，并客观报道事件，受到广大市民欢迎，社会影响很快超过《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大报，发行量曾达两万份。

　　然而，由于经费困难，加之印刷厂受到上海租界当局威胁不敢继续承印，《公理日报》于6月24日出至第二十二期停刊。郑振铎在《停刊宣言》中指出：“我们由这次的事，益明白‘公理’是要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的高叫‘公理’‘公理’，是无用的”；在《本刊同人特别启事》中则明确表示：“本报虽只发行了二十多天，但已赢得了数万读者的热烈同情。我们受了许多热心民众的鼓励，觉得我们的工作万不能就此终止，所以我们还想继续做大规模的筹备，预备在将来建立中国健全的言论机关的基础”。《公理日报》虽存世时间很短，但它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不小的宣传作用。

　　1927年“四一二”反后，郑振铎参加，在宝山路险遭枪击；接着，他又与胡愈之等公开发表信，为此出国避难。郑振铎在临行前，委托叶圣陶代为主编《小说月报》。王伯祥日记提及：1928年6月8日，郑振铎返沪；9月3日，他“复任《小说月报》编辑，圣陶仍回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1931年秋，郑振铎赴北平（今北京）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浦东新区作家协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海派文化专委会副主任，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历任静安区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曾主编《上海故事》《儿童时代》《哈哈画报》。出版有《岁月留痕》《渐宜斋札记》《上海烟云》等20余本著作。

　　本栏目来源于1994年2月8日创刊的《静安报》副刊《百乐门》。在微信平台，“百乐门”将以全新形式向读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换个角度阅读静安。投稿可发至